多次，在政协的会场上，远远地看杨詠曼。看她着一身典雅的玄衣，看她把墨镜推到头顶当发饰，看她不紧不慢地讲出一句句诤言。一边猜想她的年龄、履历、嗜好……传说中，她创造的财富90％用于回馈社会，每年捐掉的钱足以买两部“奔驰”；而在上海自己的厂里，她总是与工人一起吃食堂里的大锅饭……2月，在上海冬末的暖阳里，终于和杨詠曼面对面，把很多的猜想、传说拿来向她求证。
在商言善：以田家炳先生为榜样
那天，杨詠曼刚刚完成又一个不小的善举：“昨天捐了90万。”她不惊不咋地说着，“10万捐舟山，80万是上海市政协帮我推荐给希望工程的，是为黑龙江的一所中学造科技楼。”问她黑龙江的哪所中学，回答竟是：“不知道。”
再问为何捐助教育，便引出长长的故事——
“我的家庭曾经穷过，我们是两手空空从上海去的香港，我读书时靠帮人补习赚点学费……”但是年少的她并不以为苦，倒是感激父母给了她不错的智力和外貌，使她“无需特别努力，无需名牌大学文凭，却能一步步顺利地走上去”。
结婚，是她命运的一大转折点。那时候，600万人口的香港只有一所医学院，医学院毕业生可谓天之骄子，坊间甚至有“嫁医生等于嫁状元”一说。她嫁的，正是医生。婚后享清福的日子里，她一遍遍地扪心自问：我为什么结婚？难道是为钱财？就这样当一辈子无所事事的阔太太吗？那不成了供摆设的花瓶？对生命的困惑，叫她不安。不过很快，她就想通了：再漂亮的人将来也要老的，外表的美不可能长久，内在的美才是永恒的，发自内心的感情才最可靠。于是，征得丈夫的支持，她负笈英伦，攻读商科。然后回港，在30岁那一年，她创办了自己的合孚行有限公司。
当时，正值美国对中国实行歧视性关税限制政策。这给草创阶段的公司业务造成了意想不到的障碍。但杨詠曼好胜心强，岂肯轻易放弃。从1978年开始，她开拓出中国内地梭织女装销往美国的业务，并根据美方买家的需要协助内地厂家提升生产工艺，慢慢打开了美国服装市场的缺口。公司的出口业务保持在平均每年2000万美元，最高时曾达到5000万美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合孚行是上海外贸服装的一个大客户。
笑傲商场的杨詠曼心态平和得出奇，“我从来没有不现实的奢望，命运对我蛮公平的，学业、婚姻、工作样样顺利，所以我赶紧要回报社会，让运道不如我的年轻人多点机会……”
大名鼎鼎的田家炳先生成了榜样。“我做慈善，最早是受了大慈善家田老先生的影响。”杨詠曼回忆道，1995年，她加入香港大型慈善机构仁爱堂，成为董事局成员，常有机会接触这位香港塑料大王。她惊讶地得知，田老先生卖掉花园洋房、搬进租来的小公寓，出门乘公共汽车、住三星级酒店，请人吃饭从来不点鱼翅、鲍鱼，他所有的钱都没有子女的份，捐出十几亿了吧，中国没有一所师范大学不曾接受过他的捐款，而政界对这位低调的老人却了解甚少。杨詠曼感叹：“他只求付出，不要名，比我伟大！”这样强烈的感召，使晚辈如她越来越积极地为社会付出时间、付出金钱。
“是田老先生教导我，一个人其实用不着花很多钱，用个人积累的财产帮助别人是最好的做法。”杨詠曼体会到了，“我很高兴能帮助别人，这种快乐在其它地方是无法体会到的。”她于1996至1998年出任仁爱堂董事局副主席、1999至2000年出任主席期间，积极推动各项福利、教育、医疗和康体服务，还组织了各种类型的慈善筹款活动。几年后，在香港慈善界，她的名气甚至超过了她作为商人的知名度。
请她统计一下这些年来的主要捐助项目，她居然不耐烦仔细罗列，“我只记得去年捐的：复旦教育基金30万、广东和平村20万、河北承德二中70万、新疆一所小学30万、仁爱堂15万、上海妇联和静安区医学基金各10万、贵州海联小学20万……加起来200多万吧，零零碎碎捐的不算噢。我不留清单的，有些捐了也就忘了。”
向她要几张照片，也成为不大不小的难题。她解释：“我不上照的呀，不晓得哪能摆pose，不会刻意去拍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再说，很多照片一生一世不会去看的，拍了有啥意思？”后来好不容易在她上海的家里找到一本影集，那是人家做好送她留念的，而她嫌箱子太重没带回香港。
在商言钱：钞票不是everything
虽然自言“已经六十点几岁了”，但杨詠曼给人的印象一向很时尚，而合孚行是从事服装进出口生意的，她在上海办的勤越服装有限公司又是做外销时装加工的，所以，最想和她探讨的其实是穿衣打扮的话题。
比如她那天穿的米色皮装，无论款式还是质地、做工，均堪称上乘。她哈哈一笑，得意地透露：“在海宁买的，只要150元。”又指指黑色的外套和里面的针织衫，“都是大路货，不值几个钱的。”然后是皮鞋，“秀水街买的，400元三双，又舒服又漂亮，不比朋友送我的2000元一双差。”还有平时用的护肤品，“SKⅡ？太贵了。我用‘芭蕾’牌珍珠膏，朋友用了觉得好，推荐给我的；还用‘小蝶’牌，是好朋友赵小蝶送的。”她的某一件时装，还是跟香港某富豪太太在襄阳路砍价买下的呢！
关于不信名牌，她自有一套理论：“我自己是做服装的，知道成本，完全不值得花那么多的冤枉钱。很多洋名牌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做的嘛。有的人，就算着真名牌，别人还是会当伊冒牌。唐英年妈妈一辈子用最便宜的甘油护肤，80多岁的人，看上去还像五六十岁呢！关键是气质。”对了，关键是气质。因此，当她说“仔细看看全是便宜货”时，那神情可以跟“物质女郎”说“没有一样不是名牌”时毫无二致。
再看看她的“坐骑”，竟是32万元的“红旗”牌轿车。三四年前，听说她准备买“红旗”，公司上下多少人反对，“老板什么车买不起，为啥要买‘红旗’？！”大家担心乘“红旗”的老板出去被人看低了。可她打定主意买了这中国名牌，“车子不过是交通工具，我坐车又不是坐给人家看的，自己舒服就行。再说，开‘劳斯莱斯’，驾驶员压力太大，碰一记怎么办？”在买车这件事上，她欣赏韩国人，“马路上基本上是国产车，大企业老板都坐国产车，全国进口车的比例不会超过５％。不像我们这里，稍微赚了点钱的，就买进口车了。”
对于上海人的虚荣心，她多有微词：“广东人实在，很富的财主跑出来一点都看不出；上海人就不一样，省吃俭用也要买名牌充门面，所以外国货在这里从来最打得响。”记得十几年前，月薪仅几百元的员工却花千余元买一件“梦得娇”T恤，当时生意做得蒸蒸日上的她实在看不懂，“侬阿有搞错？辛苦铜钿啊！”她还看不懂今天的小青年动不动就上PIZZA HUT，“几十元一只呢，他们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如此这般，她的生活成本岂不是很低很低么？她笑着承认：“我没啥要求的呀，一个月用在自己身上的不到1万元。”平时，家里买菜主要是保姆、司机吃的，她自己只要一盘炒年糕或者一碗面就对付了。唯一的享受，只是晚饭后偶尔去“千子莲”做一次足底按摩。比较大的一笔开销，是满足唯一的坏习惯——抽烟，但抽的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美国牌子，和“中华”是没法比的。
开始做慈善的时候，她捐出全年赚到的10%，然后20%、30%，一年年递增到现在的90%。“捐出来，我是一向舍得的。昨天捐了90万，比得到新车还开心。”因为，这些年，她考虑得更多的是“辛苦铜钿怎样用得有意义”，考虑的结果是“捐掉比自己吃掉、穿在身上有意义”。
那么她丈夫呢？他怎么看待这份善心？他舍得么？“他情愿我捐掉，而不希望我莫名其妙浪费掉。”她的这位“状元”先生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做起了义工，做得比上班还认真。钞票不是everything，是这对夫妇的共识。SARS后，香港福利性的老人院想请医生但苦于经费不足，他就每周义务去做五个下午，每个下午做两家老人院。陪太太来内地做慈善、照顾生意？这个从来不请假的人好为难，“没时间呀！我要做义工，走不开的。”
忍不住想问的，还有她的嗜好。嗜好？她又一笑，“我一不欢喜买东西，二不欢喜搓麻将，想不起有啥嗜好呀！”
慷慨的杨詠曼就这么朴素，但朴素得非同寻常。这是一种基于很高境界的朴素。
在商言政：从基本的公民教育开始
1970年代，杨詠曼在英国求学时，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新闻报道，简直热血沸腾。“周恩来不过是中国的第二把手，就让尼克松崇拜得那样，走路还小心扶着！要在解放前，怎么能想象？中国真伟大！我们这些游子在国外，觉得面子足死了！”她想，香港不如内地强大，就写了申请，要求回内地“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结果当然是未被批准。
但是，一颗回馈祖国的心始终跳动着。所以，生意做成功了，她很自豪，“我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在祖国最需要出口创汇的时候，我尽了一份力。”慈善做成功了，她更自豪，“我是赚老外的钱，捐给中国人。”所以，成为上海市、舟山市政协委员后，在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总商会、全国妇联担任要职后，她不再一门心思做生意，而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财力转移到从政上。
杨詠曼太实在了。在会上发起言来，不懂得像很多人那样，讲究起承转合、考虑铺垫、照顾听者的承受力，她只会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在今年年初的市政协全会上，面对韩正市长，她拿起话筒就说：“上海的硬件发展太快了，软件又太慢了。上海要建设‘四个中心’，我们的国策允许吗？人才跟得上吗？……创建和谐社会不能空讲，要做实事……教育、医疗都是不应该讲钱的……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理想，盲目拜金……”
在内地，杨詠曼经常听到在校学子声称“我将来要做老板，赚大钱”。这使她想起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像我这种殖民地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都爱谈钱三强，被他放弃欧洲优越条件回自己国家造原子弹的事迹所打动，说明理想教育太重要了！”她觉得，应该发扬光大第一代中国“海龟”的献身精神，“钱三强他们都不是因为在国外混不下去才回来的。”
这个讲理想的香港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呼吁，从基本的公民教育开始抓软件建设。“最先进的大桥、高楼大厦几年就能造出来，社会的进步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需要走很长的路。暴发造成思想的混乱，这是目前最大的危机。”她说，人都有金钱欲，但必须遵循道德准则，把握好界线，社会才能够安定。她最不能容忍的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在香港，你捐的钱若来路不明，没有人会接受这钱。她认为，必须尽快树立新的理想，培育公民意识、社会道德、敬业精神是当务之急。而在此过程中，传媒责任重大，“现在八卦新闻登得太多了！还怎么谈理想？！”她指着记者强调，“让中国的下一代在怎样的环境下长大？你们媒体应该反思！”
不过，和她一起吃大锅饭的五六百名员工倒很令人欣慰。厂里有工人患重病，广播里一动员，厂长、总经理一带头，大伙就纷纷跟上，你10元、他20元，一下就筹集了4000多元，送到病人手里。“不在于钞票多少，而是一份心呀！就像我捐的一点点钞票，和上海的财政收入比起来算啥？一粒芝麻而已。但我是发自内心的。”
在杨詠曼上海的家里，墙上挂着几幅小桥流水人家、静物之类的水粉画，走近细看落款，作者是无名之辈。主人却欢喜得不得了，“杨義中学，我在老家舟山以我父亲名义捐的学校。逢年过节，他们派人送花篮、水果，都被我退回去了……”她希望校方别浪费钱，并告诉他们“若有好的学生作品，我要的”。她说，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东西。
临别的时候，杨詠曼拿出一本英文书，The Cultural Fabric of Chinese Medicine，是一位香港医生写的中医专著，在她的资助下，于2005年6月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书很有价值。你有办法帮我把它转交给上海中医大学吗？”她殷切地问。（题图摄影申卫星）
杨詠曼近期主要慈善捐款活动一览
舟山市：捐款220万元资助东海中学，建詠曼科教楼，拨款作教育基金及其它赞助
承德市：共捐款280万元建詠曼小学、詠曼中学，詠曼高中，建詠曼科教楼及其它赞助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妇联：共捐款180万元包括任名誉理事及拨款于静安区医疗基金，少年儿童活动基金会，赞助电视筹款晚会等
中华慈善总会：共捐款260万元协办江西省两所社会福利院，在淮安及新疆建詠曼小学，捐款于烛光工程基金会
黑龙江：捐款80万元协助中学建詠曼科教楼
香港仁爱堂：捐款约500万元资助仁爱堂捐款及建仁爱堂邓杨詠曼幼稚园及仁爱堂邓杨詠曼长者持续教育中心
其它赈灾及赞助约300万元
（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委员会网站）